本文摘要：“中国书画精品”的“行画”，以其特有的销售渠道和营销方式，不仅打入了普通的旅游商店，也堂而皇之地转入了北京许多专业美术机构的场地，其展卖场所不计其数，而触目皆是的“行画”数量堪称大得难以置信，包含了当代艺术市场上的众多奇景。

“中国书画精品”的“行画”，以其特有的销售渠道和营销方式，不仅打入了普通的旅游商店，也堂而皇之地转入了北京许多专业美术机构的场地，其展卖场所不计其数，而触目皆是的“行画”数量堪称大得难以置信，包含了当代艺术市场上的众多奇景。“行画”作为一种文化商业现象，其具体表现可以分成数种形式：一、批量化社会生产，大都产生于工艺美术工厂，以拷贝中国古代名画或现代某一画家的作品居多，是外贸出口书画的主要部分，同时也流向旅游书画艺术市场；二、纯粹以商业为目的、无艺术建构、仅有某种绘画技艺的个体化生产，虽然从局部上看它不具备社会化生产的规模，但在全局上因其从业人数的众多，所以它是行画的主体。其作者一般来说并未接受专业训练或接受一定的专业训练但艺术质素不低，因此专画某一题材或某一风格的画，以数枝牡丹几笔梅竹一抹山水讨生活，售价便宜是它的一个特点；三、专门拷贝目前在海外拍卖行中价位较高的胞弟或在世名画家的作品，此类书画不仅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而且阻碍了长时间的书画经营，使中国书画在国际艺术市场上仍然纠结于真假的诉讼之中，同时假画的经常出现也引起了经营中的恐慌，使得许多画廊“十天买不来一张真画，一天却可以售出十张假画”；四、早已获得一定声名的画家的“行活”，也称作“高级行画”，这类画家有可能过去曾多次建构了某种技法或形式风格，但大大反复自己构成许多面貌相近甚至雷同的作品，同一个画家某种程度题材、线条、风格的所画在北京的有所不同画廊中都可以看到，虽然售价相当可观，却无艺术价值可言。

行画发轫于古代书画的不实，但是古代却没构成社会化的生产，所以即使假画很多也不有可能具备一定的批量。现代书画观念的变异和社会对书画需求量的减少，在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绘画专业的社会化生产应运而生，约在70年代，南方地区就有专事拷贝古画或仿旧的山水花鸟画的工艺美术工厂经常出现，开始大量生产用作外贸创汇的“行画”。如果说社会化生产的所谓的国画就其文化上还有一些本土的联系的话，那么转入90年代专事生产油画的工厂的经常出现，就更加多的和现代商业社会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91年底北京首次经常出现了外商独资企业——卡玛工艺美术品有限公司，这家所谓的公司实质上是一家拷贝古典写实派和印象派油画的工厂，当它白鱼聘用350名画师的广告经常出现在官方权威的《美术》杂志时，不仅更有了各省市画坛中的热血青年，也交织了热门的油画话题。是年9月30日至10月2日，随着香港太古佳士得首次中国当代油画拍卖会中《浔阳遗韵》以137.5万港元成交价，刷新了中国油画的拍卖会纪录时，油画市场以举世罕见的速度很快勃兴，过去仍然冷遇供不应求的油画不仅神秘地变成热卖商品，而且画价也扶摇直上。和市场经济的规律一样，热卖必定带给生产的快速增长，生产的高速发展又不可避免伪劣产品的经常出现和冒充产品的杜绝。因此经常出现了前述的油画行画的社会化生产，而个体化的油画行画的生产也较慢跟上，在整个社会风气的摇动下，一时间油画赝品和行画弥漫市场，而过去单一的行画的种类中又减少了油画。

对于行画已需要花费笔墨对其展开艺术上的评论，也没适当像道德家那样对其无情的嘲讽。因为行画作为一定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体现，它的不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素，行画不仅较多地经常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即使在繁盛的国家和地区也某种程度不存在。

但是像北京的行画洪水泛滥到如此的地步，难道是世上所少见的，它曝露了行画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在整体发展上的宏观失控，也体现了文化市场上的一种无政府状况。行画赖以不存在的基础是旅游业的兴旺程度，旅游者是行画的主要购买者。买画作为一种旅游消费，书画的艺术属性已退隐到纪念性之后，对于绝大多数旅游者来说，消费心理意味着是取得一种更为廉价的纪念意义的符合，而不是对中国书画艺术的准确理解和喜爱。实质上行画并不承担文化建设的愿景，可是它作为文化商品却有不能推给的文化职责，现今北京行画超强规模的发展和目前行画所具备的内在品质不仅几乎背离了它的文化职责，还具有反感的反文化、反艺术因素，对现代中国艺术的发展和中国艺术国际地位的奠定都有难以估计的影响。

当一个普通的对中国书画艺术没什么理解、或理解受限的国外旅游者买下一张并无法体现中国书画艺术面貌和特色的行画，这张行画的所有者和周围的欣赏者却十分大自然地将其视作中国书画艺术的代表，行画给与一般人对中国艺术理解上的误导作用是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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